“出土”了一页36年前的《通讯录》，很有感慨。

       那是1985年1至4月，我参加市委实施《上海经济发展战略》调查组工作，被分在“第三产业组”。其时，离大学毕业两年，离中学毕业也不过九年。

       现在重新“审视”《通讯录》，名单中竟发现了曹景行。当年我却对他根本没有印象。也许是他其貌不扬，抑或是他的低调。但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现在的他，已全然不是当年了。我与他擦肩而过。其实，人生道路上，像这样有缘无份的事并不少见。

       伍伯麟是我大学的政经课老师，也在《通讯录》中，后来确实见到了本人，并寒暄了几句。他记得这事，但也看得出并不熟悉我。毕竟当时距他给我们上课已过去七八年，且上课时面对的是教室里一百多学生。还有就是区区一门政经（资部分）走马灯似有五六位老师讲课，除伍外，还有洪文达、翁其荃、洪远朋、施岳群（当时是系副主任，后来官至复旦副校长、市社联党组书记），对大部分学生不熟悉很正常。

       朱林楚是从普陀区某公司经理岗位上调到市委工作的，当时是年轻干部，为人比较谦和。后来公派英国学习，担任过市政府发展中心副主任。他是上海世博主题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”的首创者。

       顾濂溪当时已届耄耋，但却领受了创办交行的重任。每天都见他在办公室打电话联系工作，而且每次时间都很长，甚是辛苦。要知道，当年打通一个电话很不容易，很多时候连拨号音都很难等得到。

       崔槐青来自上海经济研究中心（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），工作十分严谨，当年才40多岁。2017年我在华疗体检，一天早上在电梯里碰到了在此疗养的他，我一下叫出了他的名字。尽管他并不认得我，但他还是很惊讶和激动，还特地到我的饭桌旁和我热烈攀谈。

       褚华娟当年和我一样，大学毕业不久就来参加这次调查。1997年我随市里某单位第一次去美国，团长多次说起去费城看望在此定居的同事，没想到正是小褚，她在我们下榻的酒店大堂等候。那晚，我们一进酒店她认出了我，团长和助理特地带上我去了她在郊外的家。这是一栋带院落草坪、游泳池的两层别墅（加地下室），居然16万多就买下来了。老公是工程师，挣钱养家。而作为复旦高材生的她，做了全职太太。

       周东华当过兵，复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市委党校。调查时，他和我同分在“企业办三产”专题，十分熟悉，以后也有联系。后来他长期患病，几年前英年早逝，令人扼腕。

       还有丁水木、金大建、储素询、刘百扬、葛为民等当时和以后也多有接触。36年过去，不知他们现在好吗？